BAPE潮鞋重启经典，“抄袭”惹恼耐克？******
在“Bape Sta”出现于球鞋市场长达22年后，还是在2023年收到了来自耐克的诉讼。
据媒体报道，知名运动品牌耐克于今年初向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交文件，以“抄袭专利设计”为由，向负责运营潮流品牌BAPE(下称猿人头)在美国业务的公司USAPE LLC提出诉讼。
报道称，在耐克多达28页的起诉书中，横向对比了耐克部分经典款式以及猿人头当下在售热门款式，以证明对方多个鞋款都能在耐克产品线上找到对应产品。
“Bape Sta确实很火。不仅深受明星和潮人喜爱，更被球鞋玩家所追捧。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确实和耐克的AF1很像。”一位鞋迷对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如是说。
引燃导火索，爆款球鞋“复制”？
“猿人头目前鞋款围绕着耐克的标志性设计复制。这种复制行为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不可接受的。猿人头的侵权行为已对耐克造成重大威胁，耐克现在必须采取行动维权。”耐克在诉讼中表示。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注意到，耐克诉讼焦点在于猿人头旗下包括“Bape Sta”“Bape Sta Mid”“Court Sta High”在内的5款球鞋系列和耐克“Air Force1”、“Air Jordan 1”等经典设计过于相似。
“不可否认的是，两款球鞋除了Logo和部分细节不同外，外观确实很像。”球鞋爱好者赵岑向记者分析称，“对球鞋不熟悉的人从鞋面很难分清，只能从鞋侧的Logo才知道究竟是哪个品牌。”
据耐克方提交的材料显示，猿人头第一款疑似侵权鞋在2005年进入市场。之后十几年里，对方又陆续推出多款疑似抄袭的鞋款。
耐克表示，之所以此前一直未诉诸法律，因为对方在2021年以前业务规模较小，且缺乏连贯性。
记者了解到，耐克曾在2009年主动联系对方，双方就抄袭设计相关事宜进行讨论，这次会议导致猿人头关闭了其大部分美国店铺，并大大减少了在美国的活动。随后几年，猿人头重新对球鞋进行设计，以减少和耐克球鞋的相似度。
2021年开始，该品牌重新开始推出最初设计，这也引起了耐克的注意，并决定提起诉讼。
耐克要求法院下令禁止猿人头继续出售相关侵权鞋款，并向其索要相应赔偿金。
“或许此前耐克并不在意，但随着近两年来‘Bape Sta’在玩家中的地位和影响力逐渐提升，也推动其销量得以爆发。这必然会对自家球鞋的销量和在圈内地位造成冲击。耐克自然坐不住了。”一位球鞋玩家表示。
诞生街头，明星上身火爆全网
猿人头在潮流圈的地位，曾经一度足以用“如日中天”形容。
1993年11月，猿人头由日本知名街头潮流设计师长尾智明创作成立，Logo设计创意正是来自于科幻电影《人猿星球》中的大猩猩造型。
事实上，当时身兼数职的长尾智明对销量并不看重。据公开资料，该品牌只设计生产T恤，且每款通常生产30件，其中大多数更是分发给员工和朋友，少量产品通过其在里原宿所开的店铺进行销售。
不过，这些设计独特的T恤上市后，迅速引发年轻玩家关注，而限量销售的模式更是使得玩家竞相抢购。
1997年，日本娱乐圈天王木村拓哉在日剧《恋爱世纪》中穿着猿人头格纹衬衫的造型，吸引更多年轻受众对这一品牌的关注。一年后，其又在广告中穿上该品牌外套，又一次刺激了猿人头的销量以及影响力。
真正将其推上“潮流神坛”，还要追溯至2004年。一款被称为“开启一个潮流时代”的鲨鱼帽衫一经推出，迅速在全球潮流圈内走红。据资料显示，其最初售价仅约为2000元人民币，短短一年后价格飞涨，即使二手也需要上万元。
“当时身边很多朋友都渴望第一时间入手鲨鱼帽衫，但几乎没人抢到。”潮流爱好者张雪告诉记者，自己最终通过代购溢价入手了一件，直到现在都珍藏在家里。
成为当时炙手可热的潮牌之后，猿人头开始扩大涉及领域，并打造出多个子品牌，覆盖男装、女装以及鞋帽等各个领域。
不过，由于经营不善，猿人头在很长时间里接连亏损。最终在2011年，长尾智明将包括猿人头在内的整个Nowhere集团以300万美元卖给香港I.T集团。两年后，长尾智明正式宣布退出团队。
十年后，猿人头推出多款“Bape Sta”新鞋，也再度出现排长队抢购景象。
剑指竞争对手，诉讼同类商品频现
事实上，这并非耐克第一次就商品设计进行诉讼。
早在2016年1月，耐克将同属于运动用品公司的斯凯奇告上法庭，称斯凯奇数款运动鞋存在多项侵犯耐克专利设计的元素。这场漫长的诉讼经过五年时间争执，最终在2021年达成和解协议。
而在此期间的2019年，耐克对斯凯奇再次提起诉讼，直指后者生产了“斯凯奇版本的耐克鞋”，称对方涉嫌从竞争对手产品中汲取灵感。
2021年，耐克对知名球鞋客制师John Geiger提起诉讼，称其同名品牌所推出的“GF-01”鞋款侵犯了“Air Force 1”的外观专利，并企图在市场上制造混乱。
John Geiger的律师则提起反诉，认为耐克在商业外观保护的范畴/界定上过于模糊。此次诉讼，同样是以两家公司达成和解告终。
无独有偶，同样在2023年1月，耐克的老对手阿迪达斯也对美国男装设计师品牌汤姆·布朗提出诉讼，认为其在鞋履和运动服上所使用的“四道杠”条纹设计图案侵犯了阿迪达斯经典“三道杠”的设计。
诉讼中，阿迪达斯表示公司每年投入数百万美元的广告宣传费用，而汤姆·布朗则从中获得了影响力。汤姆·布朗则认为条纹是时尚圈内非常常见的设计元素，并不构成侵权，且阿迪达斯是运动品牌，汤姆·布朗是高端时装，双方并不是直接竞争对手。最终，阿迪达斯在这场开年官司中败诉。
“球鞋设计应该是知识产权专利层面的‘外观设计’。”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向记者分析称，耐克的经典款球鞋最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上市，当时只是对鞋底申请了外观设计和发明专利，并没有对整个鞋面申请专利。即使申请了，目前来说已经过了专利保护期。只要没有模仿耐克的商标，竞争对手可以合理使用这些技术或者外观进行复刻。即使耐克起诉品牌方抄袭，也很难得到法院的支持。
“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鞋子的外观专利没有超过保护期，未经授权的模仿和复刻属于侵犯著作权，同时还可能涉嫌不正当竞争。”付建说。
此次耐克起诉猿人头，已引发球鞋圈关注。记者搜索发现，二级市场并没有出现玩家抢购，多个交易平台相关球鞋的销量和价格未有较大波动。
“耐克此次诉讼应该是针对美国当地，即使赢了也只是无法在当地发售相应鞋款，对其他区域影响不会太大，自然也不会出现玩家抢购球鞋的情况发生。”上述玩家预测。
东西问·中外对话 | 桑德施奈德：动辄质疑中国“渗透”为何暴露了西方的不自信？******
执政十六年后，德国总理默克尔终谢幕，朔尔茨正式接棒。“后默克尔时代”的中德与中欧关系通向何方？中美关系历经波折，德国和欧洲又该如何自处？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日前邀请德国慕尼黑东方基金会主席、慕尼黑孔子学院理事约翰娜·帕拉特与德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埃伯哈德·桑德施奈德和中新社德国分社首席记者、中新网研究院副院长彭大伟围绕上述议题展开对话。桑德施奈德表示，以一种指手画脚的方式指责中国，或者一味地说中国没有达到西方的期待，都不是建设性地处理对华关系的方式。他不仅反对制裁，更针对“对华脱钩”指出，任何一国倘若陷入同中国的持续对抗之中，都不会符合其自身的利益，各方都将从中受害。
埃伯哈德·桑德施奈德(Prof. Dr. EberhardSandschneider)是德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中国问题专家。曾任德国外交协会研究所所长、柏林自由大学政治系主任、德国联邦安全政策研究院咨询委员。现为柏林自由大学荣休教授、“柏林全球顾问”咨询公司合伙人。约翰娜·帕拉特(Johanna Poellath)女士是慕尼黑东方基金会主席、慕尼黑孔子学院理事。
资料图：朔尔茨(左)和默克尔。以下是对话全文摘编：
彭大伟：您如何看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桑德施奈德：哈佛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在他近年出版的著作里讨论了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这实际上在全球历史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中国的崛起其实是一个完全正常的过程，试想当一个国家有着14亿人口和如此广阔的面积，且在40年时间里年平均经济增速达到两位数时，那么在40年后，没有人会对其将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和军事能力感到惊讶。
任何一国倘若陷入同中国的持续对抗之中，都不会符合其自身的利益，我们都将从中受害。始于特朗普、被拜登所承袭的一个“魔咒”是“脱钩”，这意味着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相互解除联系。这种做法将令德国企业陷入一个几乎无法解决的“二选一”困境——究竟应该专注于中美哪一个市场？因为制裁而不得不疏远哪个市场？因此，如何妥善处理对华关系，是关系到德国企业生死存亡的问题。
最近一些日子里，当考虑到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地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同中国谈论“价值体系”又该从何谈起？在这些地方，我们试图通过武力将西方的价值体系贯彻到政治当中，最终却以惨败告终。这些事件令人惋惜的结果是，与中国对西方的批评相比，西方自己对自身价值体系造成的破坏要大得多。这就是西方“价值观外交”的陷阱，我们的公信力严重受损。
彭大伟：您如何看待中美双方近期改善关系的尝试？这对中德和中欧关系意味着什么？
桑德施奈德：对话本身就已经很重要，对于避免军事摩擦很重要。中美之间的对峙状态并未消失，但双方已经开启了对话，这是较长时间以来的首个积极信号，因此非常重要。
2021年10月28日，第400家德企签约落户江苏太仓。太仓市委宣传部供图帕拉特：一方面，中国已是一个德国和欧洲绕不开的全球经济大国；另一方面，西方在人权和价值观等问题上对中国有着强烈的指责。德国如何能够在这种紧张的环境下仍维持良好的对外政策？
桑德施奈德：我不会以一种指手画脚的方式给中国提出建议，不会一味地说“中国没有做我们期待他做的事情”，而是试着为中国的政策提出建议，让中国能够做得更符合自身利益。
中国可以从美国那里得到的启示是，应该经受得住一部分批评，同时以建设性的态度应对这些批评，至于另一部分批评，应当反击时当然就要反击。但总的来说，承受批评是一个全球性大国必须要习惯的事情。
另一方面，西方又应该如何改善其对华政策呢？首先，我对中国有超过40年的观察，我们最大的问题出在预期管理。我的一些美国同行40年来都没有改变过他们的做法。而当发现中国没有“照办”，他们的反应当然是愤怒，甚至有一些沮丧。不管西方喜不喜欢，或者觉得是否达到其预期值，中国去维护其自身利益都是完全正当的一种权利。这就意味着预期管理是西方处理与中国关系时的一大挑战。
第二个问题则是对华政策的内政化。当政治人物批评中国“侵犯人权”“盗窃技术”“市场准入”等时，很容易在其国内博得叫好声，但这却与其批评的内容没有联系。我们并没有付出和中国的体量相称的努力去理解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这也就造成了我们围绕中国的讨论所具有的特点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傲慢。我们认为我们的价值体系和政治体系对中国也是适用的，但中国并不接受这一套。在中国国内政治的语境下，西方多年以来的这种傲慢让人想起了历史上曾遭受的屈辱。
如果要寻找到一个概念，其能够简要地概括一种多维度、而不是非黑即白的对华政策的话，我想引用我十分尊敬的德国前驻华大使施明贤(Michael Schäfer)的话，他对中国有着非凡的理解——“平等而充满尊重的对话”。除了对话，没有其它选项。制裁是备选项吗？我想不出西方出于各种理由对中国实施的制裁中，有哪一次最终达到了其最初设想的目的。
德国和中国明年将迎来建交五十周年。1972年时，没有人想象得到，德中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关系能够达到近几年的水平。希望最终来自于双方的善意，来自于相互学习的意愿，这样方能成功化解棘手的挑战。
帕拉特：为何西方很多人担心“随着中国在全球的经济扩张，政治影响力也随之增长”，您认为这一影响力有多强？西方民主现在需要被“保卫”吗？
桑德施奈德：民主当然需要保卫，但是保卫民主时需要更加自信。要说明这一问题，围绕孔子学院的争论就是很好的例子。据称中国正试图“向西方社会施加巨大影响”，孔子学院就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潜水艇”之一。这么说真的对吗？好吧，或许可以说，“孔子学院被赋予的使命是向世界展示一个正面的中国形象”。但这是中国独有的做法吗？并不是。德国的歌德学院在做什么？德国的各大政治基金会又在做什么？德国发展援助机构GIZ做的又是什么呢？
一个国家试着尽可能去展示其正面形象——这在全世界范围内是最正常不过的一种做法了。美国这么做，欧洲也这么做，现在中国也在这么做。我们不该为此批评中国。质疑者在此过程中暴露了对自身价值观吸引力的不自信。说到这里，我又想回到施明贤的那句话，必须要以充满尊重的方式进行对话。
当地时间8日上午，德国联邦议院正式选举社民党总理候选人朔尔茨为新一届德国总理。帕拉特：您如何看待德国未来几年的外交政策？
桑德施奈德：从很多角度来看，德国外交政策无疑都处在一个重大的变动期。首先是跨大西洋关系的变化，我们已经看到了美国外交政策最新的走向，欧洲已经不再是美国最核心的盟友，拜登在做决定前甚至都不问一问欧洲——无论是巴黎还是柏林，这给德国和欧盟的外交政策带来了一种震撼效应。其次，欧盟内部也存在着迷茫。我们有对外行动部门，但缺乏一个外交政策；我们有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但没有人会真正宣称“欧盟有统一的外交政策”。因此德国外交政策面临巨大的挑战。
中国是一种贤能政治。一名官员如果无法证明其具备相应的能力和经验，是没有可能当上中国外交部门的负责人的。在这一方面，中国是结果导向性的。而在德国，如果一场政府组阁谈判赶上了错误的时间节点或是不理想的情形，是可能推出一位毫无外交经验的外交部长的。中国不会出现这样的事。这样的事对德国外交政策不会带来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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